□本报记者 李海鹏
写完《北川灾后残酷一面》的那天晚上,在成都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喝茶,我对同事邓科表达了这个意思:稿子做得不好,有点儿沮丧。喝完茶,他回去把稿子看了一遍,然后就打来了一通热情赞美的电话。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儿怪,很多人都说这报道不赖。我至少做过20篇好过这篇的报道,可是哪一篇也没这一篇受到的业内肯定这么多。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我们遇到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本该做出一些更了不起的作品。
我相信,好的新闻总是会对人们有所助益。假如有人指责说:那么大的灾难面前,你竟然还想着“作品”!我倒是会反问一句:那你觉得我该想啥呢?就像你不能要求一只兔子像青蛙一样游泳,要求一个记者不以他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而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是一种愚蠢无知。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成一篇“北川启示录”,就写“末日与拯救”。事实证明,我们没那能力,只能写“一面”。其实“一面”这个词也不准确,应该是“多面”,报道里写到了辛苦的解放军战士,写到了相对专业的消防武警,也写了中学生、寻亲者等等,还有被网民们注意到的“张书记”。对于他们就此而说的“史上最牛官腔”,我可不能同意,尤其是“最牛”二字。网络语言固然生动有趣,传统媒体的逻辑却与之相去甚远。我们的报道逻辑特别简单:知道些什么写什么就是了。现场报道嘛,我们只是要求自己的视力好一点儿,对自己诚实一点儿。
北川报道结束后,我回了北京。在成都双流机场,我喝了杯什果宾治,循着它古怪的味道我又重回了今日中国的常态城市生活。经历了灾难现场,心理上多少有点儿受冲击,不过问题不大。后来听说有一些同行情绪波动剧烈,我觉得也许他们也该去喝点儿什么,任何对自己来说标志着“好了,结束了”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我本来会去做另一篇与灾难有关的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沙兰镇水灾”曾经淹死了两百多个孩子,今年6月份是4周年,我想再去一趟,看看4年来发生了什么。得知地震造成重大伤亡的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沙兰镇的报道做不成了。即便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开,做了报道,可是谁还会关心一个“仅仅”死了两百多人的陈年旧事呢?
5月13日上午,我一个人在家,看着网站上不断刷新的死亡数字,不免哭哭啼啼。可是在沙兰镇水灾那会儿,我哭得可比这次厉害多了,倘以嘲讽语气来说就是:有那么几秒钟这个记者泪如泉涌,把好多年的各种压力疏解出去了。那时我还年轻呀,常常想的是:“怎么可以这样?”现在我常常想的则是:“算球。”不算球能怎么样呢?事实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记得沙兰镇了。都说中国人一旦人到中年就变得缺乏锐气,我看这事儿你不能怪中年。
在北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些灾民们背着什么东西。从山上下来的乡民们有不少背着竹篓,里面装着各式物品；有的人看来家境不错,背着液晶电视机；更多的人背的是倘若以常态生活的逻辑去猜测便很难理解的东西。我见过一个浑身尘土、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徒步行走一昼夜,背着一台洗衣机。在靠近老城的断桥那儿我遇到了他,同路走出了北川山口。我忙着找新闻,没空儿跟他搭话,可是心里一直琢磨着他为什么要背这台洗衣机出来。几年前我在北京卖过一台二手空调,50块钱,那么一台半新不旧的单筒洗衣机能值多少钱?
大家都在讲“感动”,好像大家都很童稚,我可不可以岔开话题,讲讲悲伤?当时与这个背着洗衣机的男人同路而行,躲避着路边的一具具残尸,多年以前海子的一句诗在我头脑中萦绕不去: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如果你有很多激情,却没得到机会去到灾后的北川,那么我觉得你有另外一种幸运。灾难是很真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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