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江
5月13日一早,天还没完全亮,我站在成都市金仙桥路口,手中的手机如所料般开始闪烁红灯,那是最后一块电池,而进入成都市3个小时来,我的手机还没有拨通过或是被打通过哪怕一次,这意味着后方编辑并不知道凌晨在重庆机场降落之后我去了哪,干了些什么,当然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如期给他们什么稿件。
此刻的成都略显安静,看不到手持电话大喊的川人,大多数人都安静地低头按发短信———这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座机据说可以部分接通,但很少有人敢返回屋中。在这偌大的城市,每个人都变得孤身一人。街边有些人踱来踱去,徒劳地寻找着通讯信号,他们大多愁眉苦脸,只有路边的葛优举着那部信号全满的手机满脸堆笑。
此时距离汶川大地震发生刚刚过去15个小时。余震频仍,小雨飘零。
一天之前,12日下午4点半,地震之后2个小时。我在北京机场等待飞往重庆的航班(成都机场关闭),思索着进入四川后可能面临的场面以及对策,回想着这许多年经历过的大型灾难报道,希望能从中找出什么可比性,灾区的通行当时被我列为能够预料的首要困难之一。登机之前,总部来了电话,死亡人数超过7000,“做好防疫”。顿时,我知道,这回与以往那些几百人殉难的“小灾难”有些不同。
三天之后的15日,我和同事李海鹏首次进入了北川县城内。
如果不是地理上的震中位于汶川县映秀镇的话,以惨烈程度来讲,此次地震委实应被称作北川大地震,北川是这次地震中被毁灭的最大一个人类据点———整整一座县城。当时,没人确切知道混杂在一起的废墟下面到底掩埋了多少生者和死者,但你即使知道自己脚下的废墟里一定有他们,你也毫无办法。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或许是所有在黄金72小时内到过北川,爬上过北川废墟上的人都曾有过的,我曾经想,说不定这就是生命之间的一种感应。可惜,在这个感应之间还隔着大自然。
大自然浩如山海的力量以二十余米厚的废墟形象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徒有万千双手也毫无办法,人类惟一的权利就是眼睁睁默认这个现实。人们沉默了。正如见报稿件中海鹏写的,这里的人们大多数时候都是面无表情……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就好像丢了点什么东西。
我相信,一旦踏上废墟,那些试图寻找亲友的人们心中,脆弱的希望就开始与现实的无望不停较量,而基本上,最后希望总会变为绝望。正如《生活》记者周雅婷所写的,“这是场人和自然相互角力的战争。这场战争中,人类一直看似胜利在望,最终却一败涂地。”在成都,一位因为无法进入灾区而惆怅买醉的上海志愿者曾经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不可战胜……”但我想,他所谓的不可战胜可能只是指对于灾后重建的信心和勇气,或是人类应激后自我激励的一种气概,但并不代表已经发生过的真实。
当我们爬上二十余米高的废墟堆,海鹏提醒我可以脚踏一块水泥板从一栋楼跳到另一栋楼,当经过两根悬在空中的钢筋爬过一道废墟沟时,我们如果不是手脚并用就别想通过,在这里,水泥和钢筋并不那么可靠,就在刚刚,我们曾经仅凭一只手就把一块混凝土掰碎,又用一只手拗断里面的钢筋……我有时会想,我们落脚的废墟下面几米深的地方,会不会就有仍然没有放弃生的渴望的人?他们被这些糟糕的东西镇压着。如果换作是我,我在下面而别人在上面,我会是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我周围的人都怎么想。
灾难面前,幸与不幸成了这枚名叫“命运”的硬币的两面,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们并没有办法把自己归入幸福或是不幸的任何一方。在灾后的北川,从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情感或是平面的人性,一切都立体、复杂而又模糊。
我们从废墟上爬下来,一座倾斜的楼下,一个男孩在挨张抽出相册里的照片。他渴得不行,我递给他一瓶水。他是绵阳西南科技大学的学生,母亲被压在后面的学校下面,没出来。他冒险回家抢出了母亲平时最喜欢的家什,以及大本大本的相册。为了方便,他要抽出相片,舍掉册子。“差不多就好了,东西太多,外面警察会把我们当那些偷东西的盘问的。”他爸爸提醒他。他不理,仍然兀自机械地抽取着每一张照片。
向来路走着,天已漆黑,当我们最终走出北川山口,也基本上同时走出了那扇72小时生命时间窗。我突然想,我根本没有权力仅仅为了生者的某些感受或期望而拣选事实来报道新闻的某一面,我不能也不敢,因为,当去记录这悲伤的一页时,勇气并不来自能够战胜什么,而是我们是否足够坚强去面对全部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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