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孟登科
阴差阳错,我“荣幸”地成为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灾区的少数记者之一。这二十多天的特殊采访经历,势必成为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到达映秀镇的当天晚上,躺在帐篷里我甚至有点困惑:明天看到哭天抢地的灾民们,我该有怎样的表情?我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他们波涛汹涌的悲情?
后来发现,担心是多余的。整个映秀镇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16日上午,我在已成废墟的映秀镇街上,来来回回转了几遍,没有看到一滴眼泪。64岁的吴大爷,躺在路边的帐篷里,跷着腿,听着收音机,他的孙女是映秀小学的学生,死了。离他家不远的坡上,住着一对老夫妇,灶边的案板上是几只刚宰杀的鸭子,叮得满是苍蝇。饭盆里是煮熟的鸭汤,老两口对坐着,一手撕咬着鸭子,一手赶着苍蝇。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漩口中学老师李卉向我描述她所执教的班级51个学生无一身亡时,她笑得很明亮。后来,我问起了她的家人。她微微低下了头,沉默得令我尴尬。几分钟后,她告诉我:“他在废墟里。”这个女人没有掉一滴泪,平静得令我吃惊。
或许是因为忙碌,这个小镇还来不及咀嚼伤痛。
当天的主要工作还是从废墟里救活人。解放军、消防员、国家救援队员在小镇上来来回回奔跑,跟在他们身后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台摄像机,其中不少是随军、随队记者。
我带了一盒名片,像散花一样很快就发完了,换回的是一盒同行们的名片。有人开玩笑说灾区有三多:死人多、军人多、记者多。
小镇上时不时会传来好消息:又有人被救出来了。但这样的消息,总是比期望值要少一些。
一个赶了一天路、从都江堰步行到映秀镇的中年人,扑通一声跪在了负责救援的消防队队长跟前:“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消防队队长扶起了他,拿出相机问:这些是不是你的家人?他们已经被救出来了,现在已被转送到成都治疗了。
喜极而泣的中年人扑通又是一跪:感谢党,感谢政府!
消防队队长又一次扶起了中年人,说:救出他们的不是我。队长从废墟上叫来了一个正在作业的队员,告诉中年人:他才是那天救出你弟弟的队员。
中年人猛抓着那个消防队员的手,哭得更大声了,消防队员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中年人扑通又是一跪:谢谢你啊,恩人。中年人将随身带的干粮直往消防员手里塞,“都给你”。
整个场面达到了高潮,等候多时的记者们从各个角度敏捷地记录了这一激动人心的镜头。
旁边,一个对身边正在发生的感人场面没一丝在意的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呆呆地看着废墟。后来我知道,她的丈夫被压在了瓦砾里,离她不到5米的地方,“开始还有声音,渐渐地,就没了声”。
这个女人没有出现在镜头里,我自己的报道里也没有她。
23日,得到回广州的命令。
从酒店打车去机场,出租车司机和我聊起了他的抗震救灾故事。
他听成都交通台说北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车能进,就想着为灾区做点什么。13日14日两天,他买了两千多块钱的食品、药品,带着老婆、孩子,两次开车进入北川赈灾。
对于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说,两千多块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对司机的壮举,我肃然起敬。
司机倒格外谦虚:都是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灾区奉献我们的爱心,我们车队里几十辆车都是这样做的。
一路上,司机跟我聊他在灾区的见闻,聊着聊着,机场到了。计价器上显示98元。
我有点纳闷了:平常从酒店到机场打车也就60块钱左右。
我很想问眼前的这个平民英雄多出来的三十多块是怎么回事。后来,还是忍住了没问。我怕他尴尬的表情让我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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